生物医学工程教育在课堂、课程与研究中的挑战：2025年美国工程教育学会年会洞察
为应对生物医学工程(BME)教育在课程设计、人工智能(AI)应用、师资角色与心理健康等多维度的时代挑战，本文总结了2025年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SEE)年会的专题研讨成果，识别了五大核心难题，并通过社群智慧提出了以课程适应性变革、构建AI与伦理核心课程、善用专业组织资源、强化校友网络为核心的“行动号召”，旨在为BME教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路线图。
想象一下，你在学习如何设计和制造拯救生命的医疗设备，需要同时掌握电路知识、细胞生物学、材料力学，还要理解复杂的医学伦理。这就是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学生面临的日常。这个领域自诞生起就因其高度的交叉学科属性而充满活力，但也伴随着持续不断的争论：与传统的机械或电子工程相比，BME的教育是否足够“硬核”？毕业生是否具备市场所需的精准技能？四十多年过去，尽管BME领域已更加成熟，培养了众多处于创新前沿的工程师，但许多老问题依旧存在，而人工智能(AI)的冲击、对教学型教师角色的模糊定义、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等新挑战又接踵而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来自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EE)生物医学工程分部(Biomedical Engineering Division, BED)的教育工作者们聚集在2025年的年会上，召开了一场名为“生物医学工程教育挑战”的特别会议，试图不仅找出问题，更要为未来绘制解决方案的蓝图。他们的讨论成果最终形成论文，发表在了专业期刊《Biomed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上。
为了系统地梳理挑战并集思广益，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首先，他们在会议前向ASEE BED社群发放了一份简要调查问卷（在补充材料中列出），收集了关于新兴挑战的信息，以引导会议上的高效讨论。这份调查收到了20份回复，初步锁定了五大最受关注的挑战领域。随后，在2025年6月的会议现场，组织者根据调查结果设定了五个核心讨论主题，并引导参会者分组进行深入的圆桌讨论。每个小组围绕预设的引导性问题，分享经验、构思策略。讨论过程辅以“画廊漫步”活动，让参会者可以浏览和补充其他小组的讨论成果。最后，会议还邀请了多个BME教育相关组织的代表进行简短介绍，展示了可资利用的现有资源和社群支持网络。所有这些讨论笔记、评论和建议都被收集起来，成为本文分析和总结的基础。
讨论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一个知识广度巨大的学科中界定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与会者指出，BME的核心能力是一个“移动的靶子”，需要随着技术发展和雇主、顾问委员会的反馈而不断调整。这对于规模扩张中的院系尤为困难，因为他们需要平衡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与有限的资源。此外，教师（无论是教学型还是研究型）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保持课程的前沿性，但教学型教师在课程改革中付出的努力常常缺乏相应的激励和认可。成功的解决方案需要所有教米乐 登录入口师的参与，而非仅由教学型教师承担。提出的创新想法包括为教学型教师提供“迷你学术休假”以跟上领域趋势，以及要求所有教师都参与课程委员会。
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讨论焦点集中于学生对AI的过度依赖及其对学习深度和参与度的侵蚀。教师们担心AI在处理灰色地带话题时可能失灵，且缺乏确保输出准确的防护栏。同时，各院校对AI使用的政策不一，与学术诚信政策的衔接也存在困惑。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产业界的反馈并未强调对具体AI技能的需求，反而更看重批判性思维、沟通和伦理决策等AI无法替代的能力。因此，构建学生和教师的“AI素养”被视为关键。会上分享的策略包括设计“防AI”的作业（如口试）、将AI作为工具而非终极答案进行教学，以及开发专门的学习模块来培养负责任的AI使用习惯。
教学型教师角色与职责的定义 (Definition of Teaching-Focused Faculty and Responsibilities)
与会者指出了教学型教师面临的四类主要挑战：工作量和角色期望、职业发展与结构性障碍、专业成长与认可度、以及贡献（包括教育学术研究）的包容性与价值感知。教学型教师常常承担大量“隐形劳动”，如额外的指导、推荐信撰写以及项目管理工作，这些付出并不总能得到相应的认可或补偿。在职业晋升方面，相比终身制教师有明确的发表论文等指标，教学型教师的晋升路径往往模糊不清，且通常面临合同期短、资源获取困难等问题。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制定明确、透明的晋升与评估标准，营造支持性文化，以及获得资深终身制教师和管理层的积极倡导与支持。
挑战源于BME领域的广度导致学生和雇主都对“生物医学工程师”究竟做什么感到困惑。学生往往到学业后期才形成明确的专业身份，而雇主有时更倾向于招聘传统工程学科的毕业生。这背后有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出现较晚）、教师背景多元以及社会（尤其是K-12阶段）对BME认知不足等多重原因。为培育身份认同，许多项目采取了早期引入生物医学应用案例、加强基于项目的学习、邀请校友分享经验并提供专业发展指导等策略。构建BME专属的社区空间（如创客空间）和深化与产业界的互动也被认为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资源与培训的匮乏是讨论中最突出的挑战。校园心理咨询中心往往不堪重负，而受过相关培训的教师寥寥无几。如何教会学生从失败中学习、培养韧性，成为重要的教学议题。与会者分享了多种策略，例如在课程中“正常化失败”，采用掌握式学习法，将身份与成绩脱钩，以及增加项目式考核以减少考试焦虑。将办公时间重塑为“头脑风暴”或“ networking”机会，也有助于消除学生寻求帮助的羞耻感。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需要课程重新设计、增加嵌入式心理咨询师等资源支持，并降低获取帮助的壁垒。
除了上述五大主题，会议还简要探讨了伦理教学、分数膨胀、招生规模增长及其影响、学生参与度等其他新兴议题，但由于时间限制，讨论未及深入。
综合以上讨论，论文在最后一部分发出了强有力的“行动号召”(Call to Action)，为BME教育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结论强调，尽管挑战重重，但BME领域固有的适应性、社群文化和持续演变的特质是其巨大优势。为了主动应对而非被动反应，必须采取四项关键行动：第一，重新审视课程挑战，拥抱适应性课程模型，利用校友网络和外部顾问委员会定期审查和调整课程，以反映时代所需的核心技能。第二，将AI与伦理作为核心课程整合进教学体系，并着重加强批判性思维等AI无法替代能力的培养。第三，充分利用ASEE BED、BEEC、BME-IDEA等现有专业组织的资源与平台，由其牵头制定标准、开发共享资源，并鼓励资深教学型教师持续发声与倡导。第四，持续扩大、沟通并激活日益壮大的校友网络，通过 mentorship、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学生更早接触行业实况，同时清晰化BME的职业身份。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性地汇集了来自BME教育一线实践者的集体智慧，不仅精准诊断了老问题在新环境下的新表现，更敏锐地捕捉了AI时代带来的全新挑战。它所提出的“行动号召”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大量实际案例和初步解决方案的凝练，为全球BME教育项目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改革路线图。最终，这一切努力都将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持续培养出能够深刻理解并积极应对人类健康重大挑战、备受业界青睐的下一代生物医学工程师。